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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哲子听到这话，心内却是不乏冷笑。他对于王导其实是不乏敬重的，因为其人对于时局的贡献确是有目共睹，并不能一言抹杀。但是王导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良好的家世给他提供了强大的资本，但是也给他施加了很大的限制。
譬如江统的《徙戎论》，确实是将问题想的过于简单，提出的方案也趋于理想化，实际的实施性并不高。但是最起码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以及可怕的前景，单单这一点便已经足够引起当权者的重视。
但是并没有，无论是当时执政的贾后，抑或取而代之的赵王司马伦，乃至于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的搭档，他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得失，甚至是不加限制的让胡人武装自己，作为他们争权夺势的筹码。这群人的昏聩和短视，是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哪怕王导不愿意承认，事实就是事实！
不过时势自有公论，沈哲子也没必要在王导面前据理力争、针锋相对，闻言后仍是如在温峤面前一样的说辞：“这件事我要对太保道歉，所为实在是欠于考虑，并没有想到居然会对时人造成这样的影响。其实对于江公《徙戎论》，晚辈也并非完全认可，因而有所删减、选录而登。羯奴势成，确非一人之罪，也非一时之患。执一而论，确是有欠公允。”
听到沈哲子这么表态，王导面色稍霁，他最忧虑的其实还不是眼下的物议沸腾，而是由这一桩事所显露出来沈园摘星楼对于舆论的导向作用。可是经此一事，台中如果再针对摘星楼有所举动，针对性不免过于明显，由此也会激发出更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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