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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各种战前的军事动员虽然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其他的事务也并没有就此彻底停滞下来。
后汉流弊，地方上的刺史、郡守职权过重，军政统管，这也是之后权臣霸府频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沈家之所以壮大到今时今日这种地步，也是受惠于这种现象。
虽然在动荡的年代中，这一类的安排有助于区域内的职权统一、避免内耗，应变也更具效率，但长久来看，绝对是一个威胁根本的隐患。
中朝司马氏所以大封宗亲，且还授予不低的实权，也有压制此一类地方方伯的原因。毕竟司马氏得国也并不算顺利，类似淮南三叛可谓深受其害。只是司马家宗室这一剂药较之原本的方伯之患，毒性似乎还要更大一些。
沈哲子之所以将桓宣调离根本之地襄阳，甚至不惜大功许诺，相当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将军政拆离开。至于军府的创建，则就是为了补充军政拆离后各部军主被夺走的事权，也降低供养大军的成本。
道理是一方面，现实则自有困境。桓宣的调动虽然令汉沔、关中等几处在军政方面都有了一个分离，但更远的荆州、包括河北的枋头其实还都是军政统管的局面。
荆州所以如此，自有其历史原因，所谓分陕重镇，如今虽然不具备荆、扬对峙的实力，但旧敝一时间也难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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