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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那些学生的问题上，很难说李牧和容增祥谁对谁错，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李牧认为应该让他们完成学业，那样他们即便返回清国，也能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在容增祥看来，既然学生们的培养已经出现问题，那么就应该即使纠正错误，现在撤回学生就算是耽误了他们的前途，但是至少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其实李牧即便是把人强留下来，对那些学生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另一个时空清国将学生们撤回国后，把第一批21名学生送电信局学发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人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
表面上看，清政府对这些学生的安排，完全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让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去学发电报，即便是美国都没有这么奢侈。
幸运的是，那些学生没有被现实的残酷击倒，他们中出现了铁路总工程师，出现了民国总统，出现了大学校长，出现了海军元帅，甚至在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留学生表现英勇，为国慷慨捐躯。
相对来说，留美不归的容揆和谭耀勋就泯然众人，他们没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远东那片土地上此后经历的盛衰兴亡，和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代价，当他们看重眼前利益的时候，同时也丧失了更大成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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