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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五月五日，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货币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但不久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
唐高宗年间，以改铸新钱来防私铸，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私铸进一步恶化。乾封元年，唐王朝“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貯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监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
武则天时期，私铸钱币现象进一步加重。于是“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但不久之后，“盗铸蜂起，滥恶盈聚。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
唐玄宗开元五年，针对私铸恶滥现象采取禁断措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于是“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栗丰贱”。但“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迥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
统观唐代历朝，受“私铸”影响的时期很长，造成唐代货币流通中“私铸”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表现为：一、唐前期私铸问题十分严重与铜的私人占有有很大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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