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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戏言，叫做“炒房兴邦，实业误国”。
如果把这句话放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其实还有那么几分味道。
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后采取的措施，有些效果良好，有些却乏善可陈。
效果良好的有基础设施建设，从1998年开始，中央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建设国债，专门提供给地方建设项目。这意味着什么？地方政府上马一个项目，根本不缺启动资金，银行抢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相当惊人，地方政府可以放开手脚跨越式发展，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繁荣。
这种模式，放到二战之后的欧美国家肯定不行，必然造成“挤出效应”，导致私人投资和支出下降，并且市场利率也会上升。但中国有特殊制度，特殊国情，特殊时期的经济环境，连续这么搞了好多年，“挤出效应”几乎没在中国出现，市场利率不升反降。
所以当时有那么多西方经济学家唱衰中国，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规律，怎么推算都感觉中国经济要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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