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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得以“一律享受”西方列强已经攫取的权利，包括随时可派军舰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巡查”、“游弋”。
庚子事变爆发后，日本除了派海陆军加入联军进犯津京地区之外，还通过加强海军对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来贯彻这一企图，并且还派海军陆战队非法上岸，此后又长期以“枪队”名义，长期驻扎上海。
1906年日本向英国购买河用炮舰“隅田”号和“伏见”号，甚至组建了所谓的“南清舰队”，俨然以中国海域甚至内河水域为本国国土，横断洞庭湖，溯江而入常德、长沙巡航。
此前长沙进行保路运动时，日军即派遣了南清舰队的“隅田”号开往长沙进行监控，武昌起义爆发时，“隅田”号正在汉口，其迅速开到武昌窥探，并装运陆战队数百人上岸侵犯中国主权。
面对革命浪潮，日本海军省规定：为了庇护日侨和日船，日舰“可采取认为必要的方法，且在必要时使用兵力干涉之”；同时，还开列了在长江流域“有必要予以特别保护”的对象，即作为汉冶萍公司向日本借款抵押的九江和大冶的铁矿山，大冶铁矿运输矿石的铁路和缆车轨道、车辆房屋，下陆机械修理厂、萍乡煤矿、汉阳铁厂、以股票作为对日借款担保的南浔铁路，以及向日本举债的既济水电公司、武昌纺纱局、扬子机器局等，还特别强调“大冶与我国关系最深，故要以兵力占领”。
至于日本海军帮助清廷官僚、将领逃亡藏匿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此前安徽巡抚朱家宝就是乘坐日本海军“满洲”号兵舰逃离了革命党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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