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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且激烈的二十世纪里，对世界史而言1911年的重要性本来并不算特别高，但在林淮唐踏足的这方世界，伴随着几条新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911年注定将要成为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年份。
善后会议结束，临时政府成立，上海市面重归平静，黄浦江江面上聚集着的列强舰队和全副武装的陆战队，都退回了租界，即便日本人的獠牙，在合适时机出现以前，也只能暂做忍受。
市政府开始正常运转了起来，先锋队的宣传部门则在码头边迎接了一些来自国外的特殊游客——
他们不是南洋或北美的归国华侨，也不是像北一辉那样来自日本的观察家，而是高眉深目的欧美游客。
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就坐在这条从美国经日本和香港远道而来的客轮上，她才刚刚二十岁，比之中国那位著名的青年革命家林淮唐还要年轻，但已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专职组织者，也是美国工人运动中比较出名的一位社会活动家。
弗林女士的手边有一份华盛顿邮报，日期在半个月前，报纸翻开后的第二页就能看到林淮唐自己绘制的那副已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侧颜简笔画，还有一连串记者团编撰出来的、讲述潮汕地区社会革命的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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