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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德穆兰的文章越来越离谱，说：“在尼禄统治国家的这个时代，想要自己免于一死，就必须要对亲戚朋友的去世表示出高兴来，甚至要去神前谢恩。因为什么事情都能引起暴君的猜疑，一个公民如果有点声望，那暴君就害怕对方会和自己分庭抗礼；如果一个公民隐姓埋名，深居简出，那暴君也会忌恨你的不合作态度；一个公民若是富有，你的乐善好施就有被冠以‘腐化堕落’罪名的危险；但你如果贫穷，也会受到严密的监视，因为一文不名的人最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尼禄的时代，苍蝇一样多的告密者，每天洋洋自得地进入裁判所，接受死难者丰富的遗产，有这样的告密者，有这样的审判官，原本作为生命财产保护者的法庭，就成了肆意杀人的屠场，死刑和处罚不再是神圣的法律行为，而是纯粹的司法谋杀和掠夺。”
“混蛋，可恶！”素来文质彬彬的罗伯斯庇尔也禁不住，摘下眼镜，但骂人的话语终究还是在嘴边，没倾泻出来。
但他还在暴躁地背着手，频繁地低语着，好像是在逐条反驳德穆兰的阴阳怪气：
“国民公会的委员会是什么？它就是人民情绪和思想的集中代表，如果攻击救国委员会独裁，那也就是说，现在独裁法国的是人民，而不是哪个人。人民天生就有监督公职人员的职责，该瞪大眼睛，就好像一家之主监督他的仆人般。我的原则很简单，一、无罪的人是从来不惧怕公众的监督的；二、畏惧公众和同伴监督的便必然是有罪的。”
想到这，他不由得叫起来：“在任何时候，指控的自由都是人民唯一的武器，也是所有公民神圣的职责，将它等同于暴政，是可耻的犯罪行为——窝藏罪人的人，包庇罪人的人，同情罪人的人，都没有履行公民的职责，这样的人都侵害了祖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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