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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吴川没有参加巴黎和会，也拒绝巴黎和会瓜分世界的声明，重重的打击了国内那些认为中国没有力量向列强说不的人士。
在巴黎和会决定了世界的势力瓜分，而吴川还没有出声反对巴黎和会决定的时候，国内的主流声音虽然对欧美列强不满，但大多数人也只能抱怨几句就自暴自弃了，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主张反抗巴黎和会的决定的。因为中国的上层人士都是悲观轮者，虽然他们也公开批评欧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决定是不公道的，但他们也在公众面前表示中国不可能拒绝一个战胜了强大的同盟国的协约国组织，否则中国就会迎来再一次的“庚子国难”。
虽然也有不少年轻的学生对于这些上层人士的悲观论感到不满，认为他们连抗争都没有抗争就选择了接受不公平的国际条约，这显然是一种投降论。但是这些上层人士不敢反抗巴黎和会的决定，可对于学生言论的打击却是毫不客气的，他们不是批评学生：“幼稚”、“不成熟”、“不懂什么是国际法”、“完全是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就是告诫学生们：“要相信政府”、“不要散布谣言”、“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当自以为是的爱国贼”等。
依赖着自己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老人们，肆无忌惮的打压年轻人，把持着社会的话语权，一度让反对巴黎和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革命委员会在这期间，把宣传重点放在了介绍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上，对于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并没有在这场宣传战上完全站在年轻学生这边。
直到吴川公开指示王葆真退出了巴黎和会，并就英法在和会上给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提出了批判，这才让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全面开动了起来，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当成了宣传重点。有了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加入，保守派的声音顿时被压制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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