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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算打砸劫掠、或是持械斗殴时罪行较轻者，或打入奴籍，或脊杖五十，纵容麾下军卒偏袒一方的诸营将官，一律杖刑伺候，并剥除职事差遣，打入囚牢，听候萧唐返至保州后发落。这一番判决下来，要被裴宣直接押到街头就地正法的便有六十四人，打入奴籍、处以杖刑的罪犯更是达九百余人！
就如同后世中国的“严打”，就算是在和平时节，大宋官府在特定的时期也会修改条例、施以重法，譬如宋太宗赵光义发现民间赌风炽盛，便颁布法令诏说但凡在东京汴梁参与关扑赌博的，犯者必斩。何况现在的保州就相当于一个地方割据的“军政府”，萧唐也知会过裴宣如果治下出现暴动、叛乱等紧急状情况，便是涉及到军队将官、同僚头领的案情他也可以总揽司法大权去专断判决，事后再来报呈。
裴宣虽然执起法来六亲不认，可却并非不知变通之人，他甚至针对现在的情况判决执行必须从重从快，否则根本不足以震慑那些打着民族仇恨幌子而肆意作乱的凶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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