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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市面上流通的是真正货币的年代，政府如果想要发行新的货币，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定数量的金银来铸造，而货币市场是掌握在拥有最多金银的人手中。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控制程度实际上就取决于他手中金银的多少，而在明帝国采取了以白银为货币的政策之后，却没有将白银的来源控制在自己手里。恰恰相反，当时中国流入市场的白银中，九成以上都是来自海外输入，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来自本土的矿山，也就是说那些通过海外贸易掌握了绝大多数白银流入渠道的商人们不仅仅是贩卖货物的商人，他们还掌握了大明帝国法定货币来源，是他们而不是大明政府决定每年有多少白银流入货币市场，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掌握了大明的中央银行。
很难想象，在当今的世界上如果一个国家元首没有权力任命中央银行行长，并借此控制货币发行权，这个国家元首怎么在那个位置上待下去的。而从万历之后的几任大明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元首，虽然他在理论上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在金钱的战场上却是个侏儒。为了进行和后金的战争，从万历46年到48年一共征收了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辽饷，弄得海内萧然，间接的毁灭了他的帝国，而当时在东南进行茶叶、丝绸、瓷器海贸的那些富有海商们的地窖里往往就堆积着超过一百万两的白银。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明皇帝们挽救帝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每年找到一两个这种海商，然后砍掉他们的脑袋就可以了。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毕自严虽然无法知晓上面提到的一切，但他还是本能的感觉到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于将朝廷一切的经济命脉都交到了白银之上，不管政府订立怎么样的经济政策，但只要把白银作为货币，那么几乎垄断着白银输入渠道的商人们总是能够从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并将损失转嫁到社会的其他成员身上去。以盐引制度为例，在开中法下，盐商们为了得到盐引就不得不运输足够的粮食到边疆去，边关的将士们可以吃饱肚子；而开中法被废除后，确实政府通过出售盐引得到了很多银子，但这些银两却不足以运送足够的粮食到边关去——运费和粮食都涨价了，将士们只有挨饿，而百姓们却不得不淡食，因为盐商提高了盐价。
“毕先生，可是杨鹤他眼下向朕请款！”说到这里，崇祯的话语停住了，他苍白的双颊露出了困窘的红晕，他很清楚户部的银库空的几乎可以跑老鼠了，为了支撑辽镇的军饷和登莱的新军，各地的税款和粮食几乎是随到随支出，这一点他很清楚，毕自严也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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